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并不止其在矿物学上的意义。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软玉，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
欣赏玉器须领会十个字：山川之精英，人文之博大。山川之精英，讲的是材质美，每件玉器先要弄清它是角闪石还是翠玉，或是绿松石、玛瑙、蛇纹石、水晶等彩石玉，进一步还要探讨它的产地。人文之精美，指的是玉器的造型美和雕琢美，以及影响造型美雕琢美的工艺、社会诸因素。由于历代玉材的不同，琢玉工具和琢玉技巧的不同，加上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玉器的用途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每个时期玉器的造型及主题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竞相争艳。
史前文化：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
距今六七千年以前，今嘉兴市境已有先民居住繁衍，形成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在今嘉兴市城区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洪自然村发现而得名。
其时间断限为公元前5000年至4000年。马家浜文化具有独特的形态，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化。马家浜文化时代，人类已经定居，生产以原始农业为主，辅以渔猎，在栽种稻谷、纺织、制陶、制造手工艺品方面已有很多创造，其时人们过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马家浜文化按其时期间的早、中、晚，可分为罗家角类型——马家浜类型——崧泽类型。
马家浜文化经历了晚期的崧泽文化阶段，约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了良渚文化。
马家浜文化的玉器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
良渚文化的玉器
红山文化
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诸多神秘的色彩。
红山文化的玉器
先秦时代 夏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还有璋等玉器。
夏代的玉璋
璋是一种礼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有了一套完备的礼器和礼仪制度，有人把二里头大规模的宫殿遗址推测为礼仪性的宗庙遗址。礼器的大量出现标志着礼制已成为当时重要的制度。这件石璋通体磨光。柄与器身一侧各钻一圆孔，器身一侧的圆孔嵌一绿松石片。双面磨刃，凹刃，两阑均出扉牙。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先秦时代 商
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彞器的碧玉簋、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
青玉鸟形佩 商代晚期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长10宽2.5厘米。青玉质，体呈伏状，带冠短翅，尖喙圆眸，翘尾屈足，颈部的孔可供佩系。此佩采用双面双线勾勒，具典型商玉风格。
先秦文化 周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进，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西周 玉戈
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西周墓出土。
直援尖首，援上、下皆双面刃，中间起脊，脊线不明显。内长方形，上有七组直线纹，每组两侧用斜刀起线，中间平行走一道阴线，至后缘出牙。近栏处有圆形穿，栏部有一道用细阴线组成的三角雷纹装饰带。器型大而薄却切割得平直均匀，纹饰简练而又精致典雅；整齐规矩的造型，无微不至的碾磨，无不体现出该器作为礼器的特质。
西周 玉鱼
此玉为乳白色通闪石玉，有灰色斑痕。以单线雕出鱼头、鱼睛、鱼腹，嘴上有一小孔，是周朝玉中的极品。
先秦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炡菭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春秋早期龙纹玦
春秋早期双勾变形夔龙纹玉瑗
现藏河南博物馆，或定名“壁”或“环”也可，但据此物中心孔径大于玉质的特点，定名“玉瑗”最准确。
战国舞人钮玉印
印面阴刻篆书“何善”，玉质私印始于战国，此器在印学史、玉器史、雕塑史上均占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一改商周王作那种简单古朴的风貌，创制了一大批造型、图纹及工艺风格都为之一新的艺术珍品，为我国玉文化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长期以来，在古玉的鉴定和研究领域，人们总是习惯地把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玉器，统称为春秋战国玉器，将其艺术风格，合并称为春秋战国玉作风格。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新资料的不断丰富，从而使我们对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玉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通过认真观察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春秋与战国玉器在工艺和装饰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春秋玉器:
由考古资料可知，春秋玉器是西周玉器的继续和发展。早期仍善用双阴线来刻划图纹，在装饰上则进一步强化了西周晚期出现的在某一造型内雕琢单一的或相互交缠同体的龙纹图样，从而使细小变形且纠集在一起的众多龙纹，经常出现在主体造型内，同时布局繁密，几乎不留余地。如河南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玉虎，其造型为扁平体的虎形，低首拱背，曲肢卷尾。虽说此虎神态有些呆板，无有太强的动感，但虎身上的装饰却格外引人注目。它除了在腹部、腮部、双肢列有少许几何纹外，通体满饰变形的龙纹，上下交错，左右呼应。这种独特的双阴线工艺及"形中有形"的装饰手法，在春秋早期玉器中极为流行，可谓春秋早期玉器的一大特色。
春秋中期以后，这种繁密的阴刻装饰线纹逐渐变得稀疏，并多以较宽的斜刀进行雕琢。到了晚期，线刻工艺逐渐减少，代之而兴的是去地隐起的浅浮雕技法的盛行。如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出土的玉磺、玉佩等，不但工艺精细，琢磨光润，而且由于采用了浅浮雕的工艺技法和更加抽象简化的龙纹图案，所以使繁密的画面，通过高低起伏和有序的布局，更富有一种寓意深远的立体效果，增加了一定的神秘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春秋时期流行的寄生于造型内的繁密且抽象的龙纹装饰，随着人们审美意识和文化观念的改变，逐渐消失。正如吴棠海先生在《认识古玉》中所说: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盛行的胆龙纹眼睛退化，解体成云、谷相杂纹，并逐渐发展为谷纹、蒲纹、乳钉纹等工整规律的几何纹样。这里我们暂不讨论战国玉器中常见的云纹、谷纹是否是由春秋时的龙纹演变而来，只是可以肯定地说，春秋玉器画面上盛行装饰的繁密细小的龙纹图样，在战国时已不可出现(特别是在战国中期以后)。尽管目前战国墓中仍有类似玉器出土，笔者认为，它应是春秋时期(或战国早期)的遗物。因为艺术是一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缩写，所以，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情趣、意识观念的改变，其风格也必定会推陈出新。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时尚，必定会产生造就不同的艺术风格。玉器如此，其它工艺美术品亦如此。
二、战国玉器:
由于战国时期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儒家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所以使得战国时期的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从目前考古资料可知，战国玉器较之春秋玉器品种更加丰富，它突破了春秋时期多以小件为主的装饰玉、葬玉等，出现了大型的玉磺、出廓玉壁、龙形佩、带钩等;工艺更加精细，玲咙剔透，并多以楼空、浅浮雕的技法、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造型见长；装饰更加多变，不但有谷纹、云纹等几何纹，还出现了螺璃纹、花叶纹及描写自然生活的图纹。同时战国玉器作品中的神兽造型，均饱含着一种紧张的气势，大大增强了内在的精神韵律，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各路诸侯躇踌满志、意欲争霸的凌云气概。
战国早期玉器以山东鲁国故城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其工艺较前复杂，造型亦渐舒展，器体边角尖锐利落，特别是回首挺胸的龙凤形象也开始展示出了一定的动感。装饰图纹则多为较密集的去地隐起的谷纹、卷云纹等。有的谷纹周缘还刻划出一条阴线，甚至使之勾连。此时浅浮雕玉器去地并不彻底，多沿图纹而碾磨，因此产生了一种时隐时现、变化多佯的艺术效果。其中举世瞩目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龙凤纹佩，更是战国早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该佩玉料细润，工艺精湛，通体长达48厘米，用５块玉料琢制而成。器面分别雕琢有龙、凤、璃等，并间饰几何纹。同时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于一器，工艺复杂，难度极大，体现了战国早期高度的治玉水平。
战国中晚期，玉器工艺经过不断地发展，越发呈现出一派辉煌的景象。此时玉料选择更加严格，洁白温润的和田玉比供较前增多。治玉工艺更加成熟，而且由于普近采用了金属类工具，所以战国玉器较之早期造型规矩整洁，器物边角犀利见锋，纹饰线条干净利落，决无拖泥带水之处。无论是浅浮雕、透雕，还是阴线刻划，均琢制得精益求精。特别是那张口挺胸、大幅度地扭动躯体的龙凤造型，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刚健遭劲、勇往直前的气势和力度。如我们常见的镂空龙形佩、出廓玉壁和各式玉佩等，那细润的质地、新颖的造型设计、滴水不漏细致入微的雕工以及巧妙灵透的镂空、充满活力的线条和通体生辉的光泽，无不让人拍手叫绝，叹为观止。可以说战国玉器工艺的精细程度，在中国玉器史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三、春秋战国玉器的区别：
春秋战国玉器在500多年的发展变化中日益进步，并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貌。当然这种艺术风貌决不会是随着历史年代的划分而断然隔开的，比如战国早期的玉器依然遗留有春秋晚期玉器的风格，甚至有些作品十分相似，难以区别。但是当新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时尚一旦稳定之后，在整个艺术创作上便会出现一种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和趋势所造就的艺术特色，就是我们在鉴定中一定要掌握的最基本的东西。下面我们试从三个方面谈谈春秋与战国玉器的区别。
１、工艺：在制作工艺上，春秋玉器无论是造型、线条还是碾磨均显得较为浑圆。战国玉器则棱角刚劲明确，线条清晰利落，同时镂空技法的使用较春秋更加普遍，并且技艺格外精湛细致，就连楼空之外的内壁也琢磨的光洁明亮，一丝不苟。
２、装饰：春秋玉器善用众多的抽象变形、肢解整体的龙纹充填器物画面，从而显得繁密不透气，粗看似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感。战国玉器装饰图纹较为稀疏，常见的谷纹、云纹、勾连云纹、"Ｓ"形纹、绞丝纹等，线条舒展流畅，工艺精细入微，主纹、地纹均清晰可见，观后使人赏心悦目。
３、神韵：鉴定古代玉器，除了要掌握它的时代风格特征、工艺及装饰手法外，更重要的还应当细心体会其内在的神韵。就整体而言，春秋玉器在造型、构图、动态变化等方面较之战国玉器则显得神气不足，平静而呆板。战国玉器无论器面、边角或是布局，设计得当，通体皆灵，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勃勃的生机。其实这种奋发的气势和艺术的活力，也是战国时代的精神所在，战国人的气质、思想、文化使然。
秦代
秦代虽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兵马俑，但是秦人的玉器遗物发现的数量比较有限，其面貌特征不很鲜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玉器与山东诸国玉器，秦代玉器与战国、汉初玉器都难以清楚地区分，这在玉器研究界是有共识的。
秦代玉器
说道秦，不讲和氏璧说不过去。和氏璧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玉器，秦赵和氏璧之争可以看作两种玉文化的激烈冲突，故将罗列如下。
卞和的故事尽人皆知，他冒着生命危险所要保守的是对真玉的忠贞，各国对和氏璧的珍视主要是因为其上凝结的忠信仁义种种道德意义。秦昭王闻赵得和氏璧，派人致书赵惠文王愿以15城易璧，赵国蔺相如的第一个反应是：“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又责问秦王：“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是典型的尚礼义的关东思维方式。在秦国方面，一开始就是打算以“空言求璧”的，秦王拿到璧之后“传以示美人及左右”，意甚轻慢，不过将之作为一件稀罕物罢了，远没有对这一玉文化精髓重器的应有尊重，所以面对蔺相如“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也”的指责也无言以对。后来秦王眼见得璧无望，倒也想得开，厚礼送相如，并说：“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20]。他不理解对于关东诸国来说，象和氏璧这样的玉宝重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守金玉之重”为人主之责，以之换土地倒也罢了，要是被骗去则大丢面子，是君辱臣死的严重事件，岂止“一璧之故”这样简单。不过和氏璧最后还是落在了强秦手里，始皇剖璧治“传国玉玺”，一代名器就此而毁。就结果而言秦人胜利了，但“完璧归赵”的故事传颂千古，文化的不朽使炡菭的短暂得失相形见绌。有的研究者指责蔺相如以一件珍宝而得罪强秦甚为不智，这是对当时文化背不够了解的缘故。
秦人的民族性格中，既有原始的戎文化因素，也有春秋战国时代华夏礼仪文化的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商鞅变法之后的功利主义。约之以峻法，诱之以重利，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对于军国固然不失为富强之道，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则是灭项之灾。整体文化的外倾和个体的保守内倾成为国秦民族性格中的到一对矛盾，法家炡菭之下，人的个性是被压抑的，所以比赋个人品德的玉器是不能发展的。建阙于终南，立表于东海，铸巨型铜人，塑八千秦俑，张扬的是国家权力而不是艺术个性。关东则相反，整体文化是尚礼的，内倾的，但却强调人性，精美的佩玉无疑是个人品格的标榜与个性之张扬，所以才会有艺术上百花齐放和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秦人依靠军事上的胜利统一天下后感到的是文化上的巨大压力，焚书坑儒是秦文化对山东文化的激烈反抗。实际上早在商鞅变法之初就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商鞅自己就认为以法家之术强国“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赵良更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劝谏商鞅[21]。果为赵良所言中，不仅商鞅身死家灭，强大势盛无以复加的秦帝国也存在不过数年即烟消云散。汉人总结秦人所失，弘扬山东先进的文化传统，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玉器艺术这一曲折经历充分显示了文化力量的强大。
汉代
汉代是我国大一统的封建盛世，强大的国力促使其手工业生产亦相当繁盛，玉器在当时也攀上了古代玉器发展前期的最高水平。
汉代玉器的材质主要是软玉。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遐迩闻名的“丝绸之路”，新疆和田美玉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原，使得玉器制作业得到极大的物质保证，开创了和田玉主导后代玉器材质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改变了汉代以前玉器不少就地取材、使用当地较次玉材的境况，从而使得汉代玉器的质量有了根本提高。
汉代出现了玉衣、玉握、玉枕、玉剑，此类玉剑有剑首、剑格、剑心、剑、佩玉中出现玉舞人、玉鹰、玉熊、玉仙人、骑马、玉避邪、玉玺印、玉鸠首杖、“九窍”玉器（眼盖、鼻塞、耳塞、口含、釭閄塞、生殖器塞）、仕女形在汉代佩玉俱多。玉雕动物在汉代也常见。汉代玉器写实，一反平面雕刻，代之以立体圆雕，雕琢手法突出的是“汉八刀”和双沟碾法（又称“游丝毛雕”）。“汉八刀”反映的汉代玉雕的简洁明快。
辟邪是传说中的神兽，汉代始流行于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前常有大型石刻辟邪守护，汉代玉器中也出现了辟邪形象。展品中的东汉青玉辟邪来自陕西宝鸡，它举首怒吼，挺胸突臀，两翼内合，前足直伸，后足直立，威武凶猛，似有拔天撼地的驱邪逐魅之气概，将大汉帝国气宇轩昂的一代精神本质表露无遗。
汉代玉仙人奔马
白如凝脂的和田玉精心打造而成，它昂首张口，竖耳挺胸，飞翼扬鬃，四蹄高抬，踏云乘风遨游于太空之中，马背上骑一戴巾生翅的仙人，手持灵芝，似正欲追寻极乐的天国仙界，充满奇幻迷离的浪漫气息。汉代曾从西域大宛获得汗血马，据说日行千里，号称天马，而两汉羽化登仙观念弥漫，仙人骑天马正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的如实写照。
汉八刀
魏晋南北朝玉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起，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抑制。尤其是曹魏文帝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致使葬玉一落千丈，仅为趋向写实而又简括的玉豚、玉蝉之类的玉雕，在有限的范围内流行。此时佛教乘战火烽起、生灵涂炭之机，深入民间，扩大影响，促使玉工艺转向新领域，以和田玉雕造佛像或引进玉佛，在民间以曲阳白石和黄花石替代和田玉造“玉佛”供养。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玉器工艺比两汉显得萧条，传世或出土玉器也寥若晨星，做工也显得简略朴素，精工者极少。表明古代玉器史已由高度发达的、处于巅峰地位的两汉玉器工艺，渐渐向它的低谷滑落。同时又出现了向新功能、新领域转化的萌芽。
魏晋南北朝玉器的总体面貌及格局，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当时是介於以传统风格为主的汉代玉器辉煌期，至开放的唐代玉器高峰期的中间低谷期。
(2) 当时从商周、秦汉以来，中国玉器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玉为主的古典玉器传统，
至唐宋玉器逐渐以装饰玉、实用鉴赏玉为主的中古风格的过渡时期。
其玉器的风格特点是简单，用途简化，装饰简。汉代以前盛行的礼仪玉，魏晋南北几乎不见，偶尔所见琮璧礼玉，或是前代旧玉，或是仿摹，没有创新。丧葬玉在此时期，也大为减少，不受重视。魏晋南北朝玉器，有所创新并打上时代特点的，要推日用玉和装饰玉。当时日用玉有玉杯、玉带具和玉印等。玉带钓的特色在当时：器型一般较小，钩首多作龙首形，变厚变宽。当时的装饰玉承袭汉代风格，有衣着饰玉和剑具饰玉两类，但品类、造型及雕琢风格，均逊於汉代。玉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玉佩，多数作如意云头状。
当时的玉剑饰，也已是风烛残年，自西汉达到顶盛时期以来，逐渐走下坡，至魏晋时期仅见剑首、剑等零星饰玉。当时的鉴赏陈设玉，有玉辟邪、玉瑞兽等，目前所见多为传世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器，其用途主要有三类：
(1) 生活用具～有玉杯、玉带钩、玉印等。
(2) 装饰呈美用～主要是玉珩及其他佩。
(3) 陈设鉴赏用～多为玉辟邪玉瑞兽。
当时玉器的装饰风格有三个特点：
(1) 是汉代玉器装饰风格的沿袭。
(2) 是唐代粗阴线装饰的肇始。
(3) 是玉器总体装饰格以素面为主。
隋朝
隋朝历史很短，不足40年，但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她为大唐帝国的创建铺平了根基。在玉器史上，隋代陶玉器工艺也不曾有什么独特的建树，可她却为一个新的玉器时代拉开了序幕。
著名的镶金边白玉杯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2.9厘米
此杯为直口平唇，深腹，下有假圈足，平底实足。口部内外镶金一周，金沿宽0.6厘米。杯用白玉制成，保存完整，造型、制作均很精美。从这件镶金边白玉杯看，隋代已有了很精湛的玉器制作技术。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
良渚文化的玉器
红山文化
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诸多神秘的色彩。
红山文化的玉器
先秦时代 夏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还有璋等玉器。
夏代的玉璋
璋是一种礼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有了一套完备的礼器和礼仪制度，有人把二里头大规模的宫殿遗址推测为礼仪性的宗庙遗址。礼器的大量出现标志着礼制已成为当时重要的制度。这件石璋通体磨光。柄与器身一侧各钻一圆孔，器身一侧的圆孔嵌一绿松石片。双面磨刃，凹刃，两阑均出扉牙。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先秦时代 商
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彞器的碧玉簋、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
青玉鸟形佩 商代晚期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长10宽2.5厘米。青玉质，体呈伏状，带冠短翅，尖喙圆眸，翘尾屈足，颈部的孔可供佩系。此佩采用双面双线勾勒，具典型商玉风格。
先秦文化 周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进，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西周 玉戈
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西周墓出土。
直援尖首，援上、下皆双面刃，中间起脊，脊线不明显。内长方形，上有七组直线纹，每组两侧用斜刀起线，中间平行走一道阴线，至后缘出牙。近栏处有圆形穿，栏部有一道用细阴线组成的三角雷纹装饰带。器型大而薄却切割得平直均匀，纹饰简练而又精致典雅；整齐规矩的造型，无微不至的碾磨，无不体现出该器作为礼器的特质。
西周 玉鱼
此玉为乳白色通闪石玉，有灰色斑痕。以单线雕出鱼头、鱼睛、鱼腹，嘴上有一小孔，是周朝玉中的极品。
先秦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炡菭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春秋早期龙纹玦
春秋早期双勾变形夔龙纹玉瑗
现藏河南博物馆，或定名“壁”或“环”也可，但据此物中心孔径大于玉质的特点，定名“玉瑗”最准确。
战国舞人钮玉印
印面阴刻篆书“何善”，玉质私印始于战国，此器在印学史、玉器史、雕塑史上均占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一改商周王作那种简单古朴的风貌，创制了一大批造型、图纹及工艺风格都为之一新的艺术珍品，为我国玉文化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长期以来，在古玉的鉴定和研究领域，人们总是习惯地把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玉器，统称为春秋战国玉器，将其艺术风格，合并称为春秋战国玉作风格。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新资料的不断丰富，从而使我们对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玉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通过认真观察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春秋与战国玉器在工艺和装饰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春秋玉器:
由考古资料可知，春秋玉器是西周玉器的继续和发展。早期仍善用双阴线来刻划图纹，在装饰上则进一步强化了西周晚期出现的在某一造型内雕琢单一的或相互交缠同体的龙纹图样，从而使细小变形且纠集在一起的众多龙纹，经常出现在主体造型内，同时布局繁密，几乎不留余地。如河南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玉虎，其造型为扁平体的虎形，低首拱背，曲肢卷尾。虽说此虎神态有些呆板，无有太强的动感，但虎身上的装饰却格外引人注目。它除了在腹部、腮部、双肢列有少许几何纹外，通体满饰变形的龙纹，上下交错，左右呼应。这种独特的双阴线工艺及"形中有形"的装饰手法，在春秋早期玉器中极为流行，可谓春秋早期玉器的一大特色。
春秋中期以后，这种繁密的阴刻装饰线纹逐渐变得稀疏，并多以较宽的斜刀进行雕琢。到了晚期，线刻工艺逐渐减少，代之而兴的是去地隐起的浅浮雕技法的盛行。如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出土的玉磺、玉佩等，不但工艺精细，琢磨光润，而且由于采用了浅浮雕的工艺技法和更加抽象简化的龙纹图案，所以使繁密的画面，通过高低起伏和有序的布局，更富有一种寓意深远的立体效果，增加了一定的神秘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春秋时期流行的寄生于造型内的繁密且抽象的龙纹装饰，随着人们审美意识和文化观念的改变，逐渐消失。正如吴棠海先生在《认识古玉》中所说: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盛行的胆龙纹眼睛退化，解体成云、谷相杂纹，并逐渐发展为谷纹、蒲纹、乳钉纹等工整规律的几何纹样。这里我们暂不讨论战国玉器中常见的云纹、谷纹是否是由春秋时的龙纹演变而来，只是可以肯定地说，春秋玉器画面上盛行装饰的繁密细小的龙纹图样，在战国时已不可出现(特别是在战国中期以后)。尽管目前战国墓中仍有类似玉器出土，笔者认为，它应是春秋时期(或战国早期)的遗物。因为艺术是一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缩写，所以，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情趣、意识观念的改变，其风格也必定会推陈出新。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时尚，必定会产生造就不同的艺术风格。玉器如此，其它工艺美术品亦如此。
二、战国玉器:
由于战国时期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儒家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所以使得战国时期的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从目前考古资料可知，战国玉器较之春秋玉器品种更加丰富，它突破了春秋时期多以小件为主的装饰玉、葬玉等，出现了大型的玉磺、出廓玉壁、龙形佩、带钩等;工艺更加精细，玲咙剔透，并多以楼空、浅浮雕的技法、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造型见长；装饰更加多变，不但有谷纹、云纹等几何纹，还出现了螺璃纹、花叶纹及描写自然生活的图纹。同时战国玉器作品中的神兽造型，均饱含着一种紧张的气势，大大增强了内在的精神韵律，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各路诸侯躇踌满志、意欲争霸的凌云气概。
战国早期玉器以山东鲁国故城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其工艺较前复杂，造型亦渐舒展，器体边角尖锐利落，特别是回首挺胸的龙凤形象也开始展示出了一定的动感。装饰图纹则多为较密集的去地隐起的谷纹、卷云纹等。有的谷纹周缘还刻划出一条阴线，甚至使之勾连。此时浅浮雕玉器去地并不彻底，多沿图纹而碾磨，因此产生了一种时隐时现、变化多佯的艺术效果。其中举世瞩目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龙凤纹佩，更是战国早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该佩玉料细润，工艺精湛，通体长达48厘米，用５块玉料琢制而成。器面分别雕琢有龙、凤、璃等，并间饰几何纹。同时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于一器，工艺复杂，难度极大，体现了战国早期高度的治玉水平。
战国中晚期，玉器工艺经过不断地发展，越发呈现出一派辉煌的景象。此时玉料选择更加严格，洁白温润的和田玉比供较前增多。治玉工艺更加成熟，而且由于普近采用了金属类工具，所以战国玉器较之早期造型规矩整洁，器物边角犀利见锋，纹饰线条干净利落，决无拖泥带水之处。无论是浅浮雕、透雕，还是阴线刻划，均琢制得精益求精。特别是那张口挺胸、大幅度地扭动躯体的龙凤造型，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刚健遭劲、勇往直前的气势和力度。如我们常见的镂空龙形佩、出廓玉壁和各式玉佩等，那细润的质地、新颖的造型设计、滴水不漏细致入微的雕工以及巧妙灵透的镂空、充满活力的线条和通体生辉的光泽，无不让人拍手叫绝，叹为观止。可以说战国玉器工艺的精细程度，在中国玉器史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三、春秋战国玉器的区别：
春秋战国玉器在500多年的发展变化中日益进步，并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貌。当然这种艺术风貌决不会是随着历史年代的划分而断然隔开的，比如战国早期的玉器依然遗留有春秋晚期玉器的风格，甚至有些作品十分相似，难以区别。但是当新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时尚一旦稳定之后，在整个艺术创作上便会出现一种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和趋势所造就的艺术特色，就是我们在鉴定中一定要掌握的最基本的东西。下面我们试从三个方面谈谈春秋与战国玉器的区别。
１、工艺：在制作工艺上，春秋玉器无论是造型、线条还是碾磨均显得较为浑圆。战国玉器则棱角刚劲明确，线条清晰利落，同时镂空技法的使用较春秋更加普遍，并且技艺格外精湛细致，就连楼空之外的内壁也琢磨的光洁明亮，一丝不苟。
２、装饰：春秋玉器善用众多的抽象变形、肢解整体的龙纹充填器物画面，从而显得繁密不透气，粗看似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感。战国玉器装饰图纹较为稀疏，常见的谷纹、云纹、勾连云纹、"Ｓ"形纹、绞丝纹等，线条舒展流畅，工艺精细入微，主纹、地纹均清晰可见，观后使人赏心悦目。
３、神韵：鉴定古代玉器，除了要掌握它的时代风格特征、工艺及装饰手法外，更重要的还应当细心体会其内在的神韵。就整体而言，春秋玉器在造型、构图、动态变化等方面较之战国玉器则显得神气不足，平静而呆板。战国玉器无论器面、边角或是布局，设计得当，通体皆灵，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勃勃的生机。其实这种奋发的气势和艺术的活力，也是战国时代的精神所在，战国人的气质、思想、文化使然。
秦代
秦代虽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兵马俑，但是秦人的玉器遗物发现的数量比较有限，其面貌特征不很鲜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玉器与山东诸国玉器，秦代玉器与战国、汉初玉器都难以清楚地区分，这在玉器研究界是有共识的。
秦代玉器
说道秦，不讲和氏璧说不过去。和氏璧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玉器，秦赵和氏璧之争可以看作两种玉文化的激烈冲突，故将罗列如下。
卞和的故事尽人皆知，他冒着生命危险所要保守的是对真玉的忠贞，各国对和氏璧的珍视主要是因为其上凝结的忠信仁义种种道德意义。秦昭王闻赵得和氏璧，派人致书赵惠文王愿以15城易璧，赵国蔺相如的第一个反应是：“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又责问秦王：“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是典型的尚礼义的关东思维方式。在秦国方面，一开始就是打算以“空言求璧”的，秦王拿到璧之后“传以示美人及左右”，意甚轻慢，不过将之作为一件稀罕物罢了，远没有对这一玉文化精髓重器的应有尊重，所以面对蔺相如“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也”的指责也无言以对。后来秦王眼见得璧无望，倒也想得开，厚礼送相如，并说：“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20]。他不理解对于关东诸国来说，象和氏璧这样的玉宝重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守金玉之重”为人主之责，以之换土地倒也罢了，要是被骗去则大丢面子，是君辱臣死的严重事件，岂止“一璧之故”这样简单。不过和氏璧最后还是落在了强秦手里，始皇剖璧治“传国玉玺”，一代名器就此而毁。就结果而言秦人胜利了，但“完璧归赵”的故事传颂千古，文化的不朽使炡菭的短暂得失相形见绌。有的研究者指责蔺相如以一件珍宝而得罪强秦甚为不智，这是对当时文化背不够了解的缘故。
秦人的民族性格中，既有原始的戎文化因素，也有春秋战国时代华夏礼仪文化的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商鞅变法之后的功利主义。约之以峻法，诱之以重利，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对于军国固然不失为富强之道，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则是灭项之灾。整体文化的外倾和个体的保守内倾成为国秦民族性格中的到一对矛盾，法家炡菭之下，人的个性是被压抑的，所以比赋个人品德的玉器是不能发展的。建阙于终南，立表于东海，铸巨型铜人，塑八千秦俑，张扬的是国家权力而不是艺术个性。关东则相反，整体文化是尚礼的，内倾的，但却强调人性，精美的佩玉无疑是个人品格的标榜与个性之张扬，所以才会有艺术上百花齐放和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秦人依靠军事上的胜利统一天下后感到的是文化上的巨大压力，焚书坑儒是秦文化对山东文化的激烈反抗。实际上早在商鞅变法之初就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商鞅自己就认为以法家之术强国“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赵良更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劝谏商鞅[21]。果为赵良所言中，不仅商鞅身死家灭，强大势盛无以复加的秦帝国也存在不过数年即烟消云散。汉人总结秦人所失，弘扬山东先进的文化传统，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玉器艺术这一曲折经历充分显示了文化力量的强大。
汉代
汉代是我国大一统的封建盛世，强大的国力促使其手工业生产亦相当繁盛，玉器在当时也攀上了古代玉器发展前期的最高水平。
汉代玉器的材质主要是软玉。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遐迩闻名的“丝绸之路”，新疆和田美玉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原，使得玉器制作业得到极大的物质保证，开创了和田玉主导后代玉器材质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改变了汉代以前玉器不少就地取材、使用当地较次玉材的境况，从而使得汉代玉器的质量有了根本提高。
汉代出现了玉衣、玉握、玉枕、玉剑，此类玉剑有剑首、剑格、剑心、剑、佩玉中出现玉舞人、玉鹰、玉熊、玉仙人、骑马、玉避邪、玉玺印、玉鸠首杖、“九窍”玉器（眼盖、鼻塞、耳塞、口含、釭閄塞、生殖器塞）、仕女形在汉代佩玉俱多。玉雕动物在汉代也常见。汉代玉器写实，一反平面雕刻，代之以立体圆雕，雕琢手法突出的是“汉八刀”和双沟碾法（又称“游丝毛雕”）。“汉八刀”反映的汉代玉雕的简洁明快。
辟邪是传说中的神兽，汉代始流行于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前常有大型石刻辟邪守护，汉代玉器中也出现了辟邪形象。展品中的东汉青玉辟邪来自陕西宝鸡，它举首怒吼，挺胸突臀，两翼内合，前足直伸，后足直立，威武凶猛，似有拔天撼地的驱邪逐魅之气概，将大汉帝国气宇轩昂的一代精神本质表露无遗。
汉代玉仙人奔马
白如凝脂的和田玉精心打造而成，它昂首张口，竖耳挺胸，飞翼扬鬃，四蹄高抬，踏云乘风遨游于太空之中，马背上骑一戴巾生翅的仙人，手持灵芝，似正欲追寻极乐的天国仙界，充满奇幻迷离的浪漫气息。汉代曾从西域大宛获得汗血马，据说日行千里，号称天马，而两汉羽化登仙观念弥漫，仙人骑天马正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的如实写照。
汉八刀
魏晋南北朝玉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起，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抑制。尤其是曹魏文帝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致使葬玉一落千丈，仅为趋向写实而又简括的玉豚、玉蝉之类的玉雕，在有限的范围内流行。此时佛教乘战火烽起、生灵涂炭之机，深入民间，扩大影响，促使玉工艺转向新领域，以和田玉雕造佛像或引进玉佛，在民间以曲阳白石和黄花石替代和田玉造“玉佛”供养。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玉器工艺比两汉显得萧条，传世或出土玉器也寥若晨星，做工也显得简略朴素，精工者极少。表明古代玉器史已由高度发达的、处于巅峰地位的两汉玉器工艺，渐渐向它的低谷滑落。同时又出现了向新功能、新领域转化的萌芽。
魏晋南北朝玉器的总体面貌及格局，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当时是介於以传统风格为主的汉代玉器辉煌期，至开放的唐代玉器高峰期的中间低谷期。
(2) 当时从商周、秦汉以来，中国玉器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玉为主的古典玉器传统，
至唐宋玉器逐渐以装饰玉、实用鉴赏玉为主的中古风格的过渡时期。
其玉器的风格特点是简单，用途简化，装饰简。汉代以前盛行的礼仪玉，魏晋南北几乎不见，偶尔所见琮璧礼玉，或是前代旧玉，或是仿摹，没有创新。丧葬玉在此时期，也大为减少，不受重视。魏晋南北朝玉器，有所创新并打上时代特点的，要推日用玉和装饰玉。当时日用玉有玉杯、玉带具和玉印等。玉带钓的特色在当时：器型一般较小，钩首多作龙首形，变厚变宽。当时的装饰玉承袭汉代风格，有衣着饰玉和剑具饰玉两类，但品类、造型及雕琢风格，均逊於汉代。玉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玉佩，多数作如意云头状。
当时的玉剑饰，也已是风烛残年，自西汉达到顶盛时期以来，逐渐走下坡，至魏晋时期仅见剑首、剑等零星饰玉。当时的鉴赏陈设玉，有玉辟邪、玉瑞兽等，目前所见多为传世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器，其用途主要有三类：
(1) 生活用具～有玉杯、玉带钩、玉印等。
(2) 装饰呈美用～主要是玉珩及其他佩。
(3) 陈设鉴赏用～多为玉辟邪玉瑞兽。
当时玉器的装饰风格有三个特点：
(1) 是汉代玉器装饰风格的沿袭。
(2) 是唐代粗阴线装饰的肇始。
(3) 是玉器总体装饰格以素面为主。
隋朝
隋朝历史很短，不足40年，但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她为大唐帝国的创建铺平了根基。在玉器史上，隋代陶玉器工艺也不曾有什么独特的建树，可她却为一个新的玉器时代拉开了序幕。
著名的镶金边白玉杯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2.9厘米
此杯为直口平唇，深腹，下有假圈足，平底实足。口部内外镶金一周，金沿宽0.6厘米。杯用白玉制成，保存完整，造型、制作均很精美。从这件镶金边白玉杯看，隋代已有了很精湛的玉器制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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