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银元地方篇之“京局制造”银元

清代银元地方篇之“京局制造”银元

自古以来，中国货币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制造与流通的地方性。然而，这种特点或方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近代中国币制发展的需要，从而成力清末全国币制混乱的原因之一。光绪二十五年四月(1899年6月)，清政府规定除粤、鄂两局外，其余各局一律停造。后因各省督抚抵制，又核准了江南、北洋与吉林三局续造。与此同时，庆亲王奕劻请求会同户部在京师试办造币厂制造银元，上奏获准，定名“京都制造银元局”，简称“京局”。最具传奇性的中国龙银也自此诞生。

京局七钱二分光边样币

京局的创始

京局开办时的造币设备来自奉谕停办的浙江银元局，浙局向德国购得的机器被拆卸运至北京，成立“京都制造银元局”。此事除了《议铸铜元银元奏疏择要》、《海关十年报告书》有记载外，在英国皇家造币厂及美国造币厂年报中均有提及。1899年9月9日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刊载：广东钱局主管爱德华·韦恩被推荐担任总管进行京局的建厂规划。同年12月2日，《京津泰晤士报》报道机器已运达京师。由于资料散失，京局的地理位置未见文献，根据当时外国驻华人员的回忆，是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中国通商银行北京分行旁。

另据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档案记载，清廷驻英大臣罗丰禄在1900年3月6日与该厂签约订购“北京帝国造币厂”用机具，此造币厂当然就是京局了。合同金额为3 502英镑，半数于订约时预付，订单包括1座蒸汽机、6台轧片机、10台车床、1台四号印花机及杂项设备。所谓四号印花机是可压印“一元”主币的大型机器，另在3个月后追加车床至16台。这是韦恩到任后评估厂内设备有所欠缺需增添若干而向其老东家订购的。此外，币模委托其家族中曾雕刻中国第一套机制银币广东七钱三分反版模具的艾伦·韦恩担纲。

所添购的设备合同中规定于1900年8月6日前交运，延误将被罚款。惟当时北京陷于战火，京局亦已被毁，机器运到也无法交付使用，故机器的去向不明。若是在天津上岸后存仓栈，最可能的结果当是1902年北洋银元局开办时被征用了。

“京局”轶事

京局尚未开制，即于庚子年的阳历6月22日深夜在义和团攻打与中国通商银行北京分行为邻的奥匈帝国使馆时被焚毁。由于该局生产的钱币从未发行，此事鲜为人知。仅有少数“二角”、“一角”银币流入市面，最早登载的泉谱是上海钱币商王守谦在1935年印行的《中国稀见币参考书》，而后续发生的事，更加深了京局银元的神秘色彩。

当时有人自京局废中找出除“一角”钢模以外的4套钢模，卖给后来担任《天津日日新闻》社长兼主笔的大藏家方药雨，民国年间方氏经张絅伯介绍，将所藏古钱、唐宋明银锭以及京局钢模以20万银元转让给上海陈仁涛，陈在1947年移居香港。20世纪50年代初，陈仁涛因商场不得意拟出售藏品，中国文化部知悉后出价港币90万元购得。现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有京局“一元”、“五角”及“二角”正、背面祖模共3套。由于上海泉界的资深藏家经常聚会交流，得知模具曾借给王守谦私制数套，于是京局银元有了“原制”和“后制”之分。王守谦后来亦迁居香港继续经营，据其遗孀在20世纪60年代向从她手中购入除“一角”以外的后制版京局3套的美籍藏家古德曼表示，王守谦曾拥有全数后制版计8套，但模具已损坏无法再用。古德曼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日本出售了2套，剩下的在1991年拍卖会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