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庄华丽的嘉庆御窑

景德镇御窑厂所烧造瓷器品种也基本上沿袭干隆朝的部分品种，见有青花、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洋彩)、素三彩、黄地绿彩、绿地紫彩、白地矾红彩、色釉地描金、仿宋代汝官哥釉、冬青油、霁红釉、霁蓝釉、厂官釉、炉钧釉、窑变釉等。

干隆六十年(1795年)，86岁高龄，已在位60年的干隆皇帝宣布传位于已被秘密建立皇储的时年已35岁的皇十五子颐琰，改元嘉庆，定翌年为嘉庆元年。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在太和殿前举行了盛大的禅位典礼。然而，实际上，从授受大典过后，直至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干隆皇帝辞世，这3年多的时间堪称干隆皇帝以太上皇的名义实行执政60年后的新的训政时期。事实证明，这种训政除了礼仪上的某些差别，以及其身边只是多了个惟命是从、亦步亦趋的嗣皇帝之外，与其原先的执政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而干隆皇帝却达到了既赢得遵守诺言，在位60年即传位嗣子的千古美名，又实际控制朝政的双重目的。也就是说，干隆皇帝的禅让，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形式，名让而实不让。

嘉庆朝历时25年，景德镇御窑厂由历任九江关监督兼管，嘉庆元年至四年五月，担任九江关监督并兼管景德镇御窑厂务的是全德。鉴于上述原因，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景德镇御窑厂所烧造的瓷器，实际上是干隆御窑瓷器风格的延续，其造型、胎釉、图案纹饰等均沿袭干隆朝旧制，只不过所署年款因改元的原因，而改书嘉庆年款。这些御窑瓷器若不署年款，则很难辨别究竟是属于干隆朝还是嘉庆朝。

在这3年多时间里，景德镇御窑厂所烧造瓷器品种也基本上沿袭干隆朝的部分品种，见有青花、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洋彩)、素三彩、黄地绿彩、绿地紫彩、白地矾红彩、色釉地描金、仿宋代汝官哥釉、冬青油、霁红釉、霁蓝釉、厂官釉、炉钧釉、窑变釉等。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色地洋彩瓷器(以往被称作“粉彩”)，从传世实物和宫廷档案记载来看，其产量很大，而且制作水平较高。

从宫廷档案记载来看，嘉庆元年至三年，九江关监督全德监理景德镇御窑厂期间，全德及其他官员曾多次向朝廷进贡洋彩瓷器，这些洋彩瓷器大都为藏传佛教所用五供、七珍、八宝、宝塔、奔巴壶、宝瓶、“敏感词汇已被屏蔽”等。

雍正、干隆时期，西洋风在宫廷愈演愈烈，特别是干隆时期，这种风气对当时宫廷各种工艺美术品几乎都产生过影响。仅以宫廷御用瓷器为例，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珐琅彩、洋彩、斗彩、青花等瓷器上，出现大量受西洋文化影响的装饰，它们有的是纯西洋风格，有的是中西合璧，有的采用光影明暗的西洋画法，有的则照搬西洋图案(其中最多见的是一种被称作“勾莲纹”的图案)。这种瓷器的共同风格是装饰繁缛，但给入耳目一新之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被称作“洋彩”的瓷器。这是一种使用珐琅彩料、运用西洋绘画技法在景德镇御窑厂制作完成的瓷器，而督陶官唐英正是创作洋彩的关键人物。

考“洋彩”一词最早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督陶官唐英撰写的《陶成纪事》。其中谈到：“一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干隆八年唐英奉敕编撰的《陶冶图编次》“圆琢洋彩”条曰：“圆琢白器五釆绘画，模仿西洋，故曰洋彩。”由此可见，“洋彩”强调的是在画法上模仿西洋珐琅画法，也就是使物象呈现光影明暗的效果，这也是其与“瓷胎画珐琅”不同之处。

洋彩瓷器虽然在雍正时期已有烧造，但当时产量并不大。到了干隆时期，由于干隆皇帝对这种新的彩瓷品种的喜好，遂开始大量烧造，所见有白地、洋黄地、洋红地、松石绿地、蓝地等各种色地的洋彩瓷器。有的还在色地上以铁锥拱出线条极细的蔓草类图案，当时宫廷档案称之为“锦上添花”。

近些年，随着专家学者们对洋彩瓷器研究的深入，这种专门为宫廷制作的装饰华丽的彩瓷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在国内外艺术品拍卖会上，洋彩瓷器也成为人们追捧的热点，价格不断攀升。2010年11月11日，伦敦班布里奇拍卖行推出的一件干隆洋彩镂空套瓶，以5.4129亿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了中国瓷器拍卖之最高记录。受其影响，具有干隆风格的嘉庆初年洋彩瓷器的价格也持续走高，2010年12月1日，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推出的一件嘉庆洋黄地洋彩卍蝠洋莲纹花口瓶，以9026万元港币成交，刷新了嘉庆瓷器拍卖的最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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